提到王国维,不由地会想到他关于治学三种境界的提出,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早在二零零六年的十大国学大师评选中,王国维便被被评选为“国学人”,此外,他也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海宁人。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 王国维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国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更的是其 《人间词》与《人间词话》,这两者又构成互相印证的关系。他词作的成就在境界的开拓上,而境界也正是《人间词话》所着力强调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蝶恋花》更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若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不可。王国维则别具匠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更后四句。梁启超称此词“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这是借词喻事,与文学赏析已无交涉。王国维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无劳纠葛”。他以此词更后的四句为“境界”之第三,即更终更高境界。这虽不是辛弃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远意,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家世渊源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
治学活动及主要经历
王国维 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自1877年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习贾于茶漆肆,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更勤,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赴杭应府试未取。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人崇文书院。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 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日本教师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是年戊戍变法,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据王乃誉《日记》)。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于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返国抵沪,五月返家养病。八月后,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王氏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龙头》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他从 1898年到上海(时年二十二岁),至1906年三十岁其间,除在东文学社、东渡日本留学,还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此时他以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所译心理学、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龙头之学术”之“独学”时期。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此外王国维曾担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三十岁以后,转治文学。他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介绍和比较,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及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写出了的《人间词话》,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他与罗振玉一家相邻居,平时互相切磋,往返论学,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藏书,得以尽窥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并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学力乃?V?V日进。他在《国朝金文著录表序》中说: “东渡后,时从参事(指罗氏)问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他治甲骨文字,始于此时。由于专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此外,在戏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之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人生体验,有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这一时期,他的生活颇安定,学术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更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只因生计问题,有同乡邹安邀其返沪,为英国人哈同编《学术丛编》杂志,他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遂于1916年回国。在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申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参与编摹《浙江通志》,为江南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并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其中《艺林)八卷、《史林》十卷、《杂林》二卷,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土、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顾问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自己心得、发明和,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昆明湖自沉,终年五十岁。8月14日葬于清华园东一里西柳村七间房之原。清华大学有王国维纪念碑,至今仍存。1960年1月清华大学因基建迁其棺于北京福田公墓,一九八五年八月树碑,由金文顾问、受业弟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戴家祥撰碑记,书法家沙孟海书碑文。北京市文物局十分重视王国维之墓的修缮工作,投入资金及人力,于一九八五年修复。座落在观潮胜地浙江海宁盐官镇的王国维故居,亦于一九八五年修复,被定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中外学者和游人观瞻。
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学者,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他平日不介入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除与罗振玉、缪荃荪、沈曾植等人交流学术,交往较密,其《书信集)所收书信中就有与数十位学者的论学通信,他还与日本、法诸国学者有很多的学术交流。做学问是他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业,他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
各家对王国维的评价:
梁启超:“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龙头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伯希和:“中国近代之龙头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胡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鲁迅:“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
陈寅恪:“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
王攸欣:“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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