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1910年10月20日(公历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子泉)，叔父钱基厚(钱孙卿)。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晓畅多种外文，包括英、法、德语，亦懂拉丁文、意大利文、希腊文、西班牙文等。[1]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钱钟书在文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代表作品《围城》。其夫人杨绛也是作家。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就喜好古经典籍，故而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他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学贯东西，在中国古典诗词，西方语言文化方面都有所建树。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台湾作家、诗人兼讲座教授余光中分析当代中文时，常称道钱西学列于中国人之流，两岸三地之作家如陶杰、宋淇，行文之时，亦多交许赞之。钱氏于中文一面，文言文、白话文皆精，可谓集古今中外学问之智慧熔炉。

　　●钟情于书 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锺书”。简直把钱锺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锺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吊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龙头上惟一的钱锺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锺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钱锺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锺书却无关。

　　●童心苍老，不幸成为神话或靶子

　　钱锺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锺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龙头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锺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人士，都对钱锺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更智慧的头颅”。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锺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锺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一位博士生曾发表《我看钱锺书》一文，声称：“在钱钟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钟书“上课”;1997年1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评钱钟书不行，钱学有病。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更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它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更得意的绘画作品。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痴气率真，未将直气折王侯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但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又站出来说杨绛之说不实。一时间，学界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也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许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躯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得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锺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又一次黄永玉要写一个有关“凤凰涅盘”的文字根据，但一点材料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北京城的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忽然想起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结果马上找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目光睿智的钱锺书

　　力行不倦，打造中西文化园林

　　钱锺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对于《管锥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从柯灵、舒展到李洪岩，见仁见智，不胜枚举。

　　我次读到《管锥编》，却已是1994年了，在此之前也只是读过《围城》和他的部分散文及短篇小说，虽然喜欢得不得了，但真正在书店里翻动他的《管锥编》时却大有窒息之感，也许是出差在外的心情所致。当时在济南的一个古籍书店，我终于将一套五卷本的《管锥编》捧回了旅馆，连夜拜读。给我印象更深的是第五册。其中分两部分，部分是对前四册从先秦至隋代以来的经史子集1158页内容的增订，而部分是对前四册及增订内容进行的再增订。钱氏六十五岁做《管锥编》，七十二岁出版《管锥编增订》，而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已经功业垂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繁琐的订补，且旁征博引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德、法、拉丁等数种语言。其治学精神着实让人感动且叹服，似在学界未有人。

　　柯灵赞叹道：“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喻珠联,警句泉涌,谐谑天生,涉笔成趣。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将自己一生饱学之识汇于一册，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有人称钱锺书为文学宝库、昆仑或是大海，但在我看来，《管锥编》更像是匠心别具的文化园林，将世间文化精华移天缩地，巧妙陈置，相映成趣，打造成立体的风景，让人流连其中，惊异忘返。我曾顺着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片“文化风景”，而钱锺书正是这座“文化园林”的向导和打理者。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更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锺书。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此言极是。

　　●民国才子

　　钱钟书被称为民国才子。

　　●钱钟书是“钟情于书”的大学者

　　钱钟书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钱氏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遗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无人不晓。俞平伯与钱钟书是文学研究所更为资深的两个学者，文研所内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钟书则是纵声谈笑，议论风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钟书了。《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如：

　　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巳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像这类幽默的语言，在《围城》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短篇小说《猫》中写道：“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阿拉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甚至在《谈艺录》、《管锥编》等纯学术著作中也充满了机趣与幽默。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许，相当的“狂”。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密，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如此!

　　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怨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钊，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载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

　　钱钟书狂者的风度中却又表现出狷者的性格，他狂得直率、自然、可爱、可敬而复可亲。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钱钟书性格中很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而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他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皇皇巨著，可谓尽善尽美了，但他并不满意，并不引以自豪自傲。他说他对《谈艺录》“壮悔滋深”，对《围城》“不很满意”，对《宋诗选注》”实在很不满意，想付之一炬”，因此他对这些既成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正、补订，逐渐地自我完善。他对自己著作中每个字句，每一条中、外引文都要逐处地查找核对，从不轻易放过，人们很难在他的书中挑出错误来，戏称之为“文正公”，他却自谦为“文改公”，尤其是愈到晚年，立论愈谨严、愈认真;成果愈大，他愈谦虚，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更令人肃然起敬的可贵的精神和品格。

　　钱钟书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 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届国家图书奖。钱钟书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